生态系统的破坏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灾难?

一、生态系统的破坏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灾难?

由于人类对自然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习惯于依靠片面、单向的技术来“征服”自然。他们常常采取一些只考虑一件事而牺牲另一件事的行为措施,并在第一步中达到某些期望。取得成果后,第二步、第三步出现意想不到的不利影响,往往会抵消第一步的效果,甚至破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人们总是因为着眼于眼前的眼前利益而忽略了人类影响下的环境长期而缓慢的不利变化,不自觉地承受着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然报复”。比如,我国很多地方曾经是植被茂盛的好地方。历代战争战争和不当开垦,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水土流失,甚至沙漠化。随意排放污水、堆积垃圾、使用生化物质灭蚊灭藻、加固堤坝、开挖河流、施淤泥等,都可能破坏水源和土壤。只相信单一职业中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专家工作部门对自然所采取的行动,而不了解这些部门各自的作用可能会相互抵消并破坏自然的完整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工业的快速发展,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产生了极其明显和严重的副作用,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于是,系统地研究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环境科学逐渐兴起。综合研究人类各种活动的正负影响,注重预防生态灾难或自然报复,已成为人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途径。指导原则。


类型


水土流失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代初我国水土流失面积约为150万平方公里,近30年来治理面积约为46万平方公里。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约为13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5[3]。年土壤侵蚀量50亿吨,氮、磷、钾年流失量达4000万吨。黄河、长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其流域水土流失和水流失的程度极为惊人。黄河流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黄河含沙量和输沙量均居世界首位。汛期含沙量高达50公斤/立方米以上。年输沙总量达16亿吨,粗砂对环境有害。主。以内蒙古黄河流域为例,各级水土流失——土壤水力侵蚀,面积5万-8万平方公里——表1。中上游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流域已成为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下游存在悬河危险。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也在扩大。20世纪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1980年代扩大至56万平方公里。人们发出警告,不要把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


土地荒漠化和流沙扩张


土地荒漠化、流沙扩张是我国北方半干旱、干旱地区最严重的生态灾害。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荒漠化土地以平均每年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据有关统计,我国北方沙漠面积已达149万平方公里,其中各种因素造成的沙化土地面积达33万-4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的15-9%和10-10%。分别为国土面积和北方土地面积。3、如果加上我国13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面积,包括一些南方山区和沿海地区,题就更加严重了。两者之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沙漠威胁最严重的内蒙古、新疆、青海三个省份,近20年来新增沙化面积11万平方公里。以此为中轴线的北方11个省区仍有人口3500万,耕地近5900万亩,耕地面积7400万亩。草原正在被漫延的黄沙吞噬[2]。内蒙古西部吉兰泰盐湖是20世纪50年代末乌兰布和沙漠西缘难得的绿洲,富含优质湖盐。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掠夺性开发,“百万亩梭梭林地”完全丧失,沙漠西侵,覆盖了盐湖。不到10年,盐矿北部三分之一就被沙子掩埋。如果再这样下去,吉兰泰盐湖还要再过33年,才会变成沙下盐湖,不复存在。另外,从风蚀角度来看,强烈的风蚀会使风蚀地区土壤肥力降低,农作物减产,甚至变成荒地,如内蒙古内陆河流域——表2。


森林和草原退化


虽然对于建国以来森林资源的动态变化还没有可比的科学方法。但我国在经历了1958年、1968年、1978年每10年一次的大规模掠夺性开发和自然破坏之后,森林面积和森林质量大幅下降的趋势确实存在。目前森林覆盖率仅为12%[3],远低于22%的世界平均水平。福建省是我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达37%,接近或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1个。不足10的省区多达13个,其中森林覆盖率最低的青海省仅为0-3。近10年来,我国131个主要木材生产基地的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量分别下降了21-3和28-1[2]。贵州省近40年来因自然和人为火灾烧毁森林1288万亩,每年经济损失至少达到4100万元[4]。在森林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毕节地区,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25%下降到1980年代初的6-4%。生态失衡导致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急剧增加。据统计,中度及以上灾害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3次,在1960年代发生5次,在1970年代发生30次,在1980年代每年发生数次。1982年春天,山洪暴发,农田被淹。夏粮损失超过4000万公斤,1万至6万多间房屋被毁,3000多头牲畜被淹,226人丧生。


世界每年草原荒漠化、退化和盐碱化面积占世界草原总面积的千分之一;我国草原退化面积高于这一数值,目前达到约7亿英亩[5],并且还在加速。内蒙古三分之一的草原已退化,东北地区草原退化程度高于内蒙古。每年退化率约为3次,是建设率的-1-5倍。在西南地区,山地草原退化速度也惊人。以毕节地区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草地面积比1951年减少了56%,整体退化,初级生产力下降。1963年,梅花山牧场亩产鲜草451公斤,到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135公斤。草料供需失衡影响畜牧业产量和质量,加剧牧场状况进一步恶化。


环境污染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前景堪忧。据程胜通、王华东等研究,我国目前SO2排放量达到1520万吨/年。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酸雨已经非常严重,已经开始危害大面积的森林、湖泊和农作物。贵阳、重庆等城市酸雨频率高达90,酸雨pH值低至3-0-3-2。北方城市大气中悬浮颗粒物年均超过800-1000微克/立方米,仍处于较高水平。1988年,全国废水排放量36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268亿吨,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我国82%的河流、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30条河流、湖泊污染严重。全国40多个城市地下水受到苯酚、氰化物、砷等有害物质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我国北方缺水的困境。据初步测算,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900亿元。根据目前的情况,预计到2000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占国民经济总量的6-75%。


特征


严重灾难滞后


严重生态灾害的滞后性是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恶化后,经过明确的时间间隔后,灾害会明显加剧的现象。即生态破坏与严重灾害发生的时间存在较大差距。可测量的时间差。灾害的发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时差的实质就是严重灾害的潜伏期。时间差的大小表明了严重灾害潜伏期的长短。实地调查发现,即使是在因人类活动干预导致生境遭受空前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的重灾区,严重灾害的滞后特征也十分明显。


例如,贵州草海流域的森林和牧场过度砍伐和放牧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达到顶峰,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1972年草海排干旱田,对草海生境造成前所未有的规模破坏,进入恶化和开发期。自然灾害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并日益增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83-1986年是洪水最猖獗、水土流失最严重、经济损失最大的时期。严重的灾害可能会持续数年。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当破坏力没有达到或超过环境自我调节阈值的临界水平时,单一环境因素破坏造成的灾害程度通常较弱,相关因素的环境调节会抑制灾害的恶性程度。发展。然而,当破坏力达到或超过环境自我调节的临界值时,一旦多种环境因素同时遭到破坏,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功能失调,环境系统迅速解体恶化,灾害频发。急剧增加,将进入严重灾害时期。因此,重大生态灾害的发生是生态系统恶化的标志。严重灾害滞后时间差与生态系统受损方式、导致生态系统恶性逆转的破坏力强度以及系统受损突破口所控制的首次灾害类型密切相关。


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由于环境系统门槛窄、自我调节功能弱,生态系统的平衡容易被破坏,严重灾害的滞后期也相应较短。此外,由于严重生态灾害的滞后性,人们往往忽视了生态环境超负荷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却被掩盖的灾难性后果。


重复增量


生态灾害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环境恶性循环中灾害生长的过程。如果说随着生态系统受损程度的不断加剧,生态灾害日趋严重、规模更大、范围扩大、频率增加、灾害加重的特点就称为重复增量。由于生态灾害过程具有多种灾害类型综合激发并造成重叠损害的机制,生境破坏的积累导致灾害能量和灾害效应的积累,并且两阶段积累都存在随时间增加的现象。和总积累。即后一个灾害多发期的危害往往大于前一个灾害多发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灾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递增的特征。单一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类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灾害强度跳跃、波动,具有不确定性。灾难的强度只会增加。趋势。生态灾害的重复性、增量性本身就包含着灾害积累和扩大释放两个密切相关的阶段。生态灾害的积累和释放过程与栖息地破坏过程相联系。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初期,各生态环境因素的作用开始减弱,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也开始减弱。此时,由单一因素或少数相关因素破坏而引发的灾难能量开始累积。即使发生灾难,也只是局部或瞬时的单一灾难。如果生态系统破坏加剧、失衡因素不断增多,系统功能将迅速下降。当损害累积达到顶峰时,环境系统中的多个主导因素发生恶化并发生全面触发反应,系统结构崩溃,灾害发生条件成熟,大规模、频繁发生的生态灾害不可避免。一旦诱发灾害的因素出现,就会立即发生严重的灾害。恶性循环中,灾害事件日益增多,灾害程度不断加大,灾害种类日益增多。灾区向外扩散,孤立灾区向大片地区扩展,多种灾害类型相继发生。有害。


生态灾害链


如果将生态灾害纳入整个生态环境恶化过程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生态灾害往往不是孤立的。特别是形成了灾害网络。重大灾害——特大灾害,灾害的发生不仅会对生态环境加速恶化产生深远影响,构成生境恶化曲线的突变点或转折点;还会因初发灾害而引起自然条件和自然因素的变化或转变,成为晚发灾害的温床和滋生地。触发机会。由于环境退化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具有内在原因和诱发联系的灾害现象,被称为生态灾害链。在我国,盲目过度开发行为造成的林草退化水土流失猛烈洪涝耕地破坏的现象并不少见。后一场灾难与前一场灾难之间存在因果或时间联系。如果生态灾害的发生是多因素破坏造成的,那么整个致灾过程中就会存在多个致灾点,并有可能发展成多个同时共存的灾害链。各灾害链之间灾害的同时重叠、相互影响、交互发生,必然会加大灾害破坏强度,导致灾害升级。此外,生态灾害是加剧突发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从我国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我国三大生态环境区之间的过渡区既是生态灾害多发区,又是突发性灾害严重区,体现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降低了抵御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导致同样程度的灾害,造成不同的灾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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